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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經貿摩擦背景下美國單邊經貿制裁及其法律應對
瀏覽次數:39 日期:2020-1-22 10:30:07【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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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經貿摩擦背景下美國單邊經貿制裁及其法律應對

目錄

引言

一、美國單邊制裁的特征和種類

二、在美國法院抗辯美國單邊制裁的法律問題

三、中國政府應對美國單邊制裁的法律手段

四、中國實體和個人應對美國單邊制裁的法律措施

中美經貿摩擦經過“邊打邊談”狀態后,兩國政府或將通過簽訂協議一定程度上管控政府間的直接摩擦。無論政府層面“制裁與反制”的對抗措施最終是否能趨于平穩,美國政府都很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地轉而加強利用其市場地位和法律濫訴手段來針對中國實體或自然人。美國單邊經貿制裁動態值得我們關注,需要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并深入研究根治方法。

國際制裁行為可追溯到古希臘時代。制裁(sanctions)從國際關系角度定義,是指為迫使一個國家執行國際協議或行為準則而采取的軍事或者經濟的強制措施。發起制裁的國家(國際組織)稱為實施國(方),被制裁國家稱為目標國(方)。

國際制裁根據實施主體的不同可以分為多邊制裁和單邊制裁。多邊制裁一般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實施的強制性制裁措施;單邊制裁指單獨的一國(如美國)或者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實施的制裁。本文主要探討單邊制裁,并以美國為例。

一、美國單邊制裁的特征和種類

現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單邊制裁來源于美國。美國的單邊制裁包括貿易制裁和金融制裁。貿易制裁的主要措施包括管制或禁止目標國的商品進口或出口;金融制裁的措施主要包括對目標國外部融資的限制與對目標國及其公民對外投資的限制。

美國單邊制裁的早期法律依據主要是1917年的《對敵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TWEA)和1977年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Economic Powers ActIEEPA)。目前,美國單邊制裁主要依據是IEEPAIEEPA是《國家緊急狀態法》(National Emergencies ActNEA)體系中一個使用率較高的法規。IEEPA賦予美國總統廣泛的權力(Section 203 of IEEPAGrants of Authorities50 U.S.C. § 1702),但同時也要求其在采取措施時通報國會并說明采取行動的具體法律依據。在國會的授意下,在實踐中美國總統使用IEEPA已經超出其“緊急狀態”的原意而引申用于對外制裁情況(不需要宣布“緊急狀態”)。IEEPA授權美國總統可發布行政命令,管制或禁止與受制裁國家涉及美國產品的貿易,或美國公民與受制裁國家的貿易。美國單邊制裁在實踐中根據與制裁對象的關系,可分為直接制裁和次級制裁。直接制裁禁止美國人和美國實體與制裁對象之間的經貿來往。這里所說的“美國人和美國實體”具體指以下幾類:第一類,美國公民和美國永久居民(綠卡持有者),包括在海外居住者以及代表非美國公司者。第二類,在美國成立的公司,包括其海外分公司。有時候,美國還將在美國的外國公司的子公司以“串通”罪名而連帶進去。第三類,在美國境內有行為的非美國人或實體,包括外國銀行通過美國金融系統轉匯行為。對于非美國人而言,在開展業務時,若與美國存在聯結點(如使用美元結算,產品使用了美國組件,交易有美籍員工參與等)也會受美國制裁法律法規的管轄。非美國人在第三國將來源于美國的貨物轉售給美國制裁對象也將會被制裁。有美國參股(多數)的公司也被認定為受美國制裁法管轄的對象。次級制裁禁止第三國自然人或實體與目標國進行某些特定的交易,意在迫使第三國自然人或實體對目標國采取與它同樣的制裁措施,將單邊制裁強制轉化為多邊行為。次級制裁是美國霸凌主義的一種典型體現。

單邊經貿制裁由于涉及其法令的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application)和“長臂管轄”效果,因此會與其他國家的管轄權發生沖突。關于美國單邊經貿制裁法令域外適用和“長臂管轄”的國際法問題已經有不少學者撰文進行了討論,中國學者對美國單邊經貿制裁法令的域外效力及“長臂管轄”的法理和區別進行了研討,本文不再贅述。

美國單邊制裁的執行機構是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The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TreasuryOFAC)。OFAC的使命在于管理和執行所有基于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的經濟和貿易制裁。OFAC被授權許可對可疑財產予以扣押或凍結。OFAC對其管理范圍內的貿易和金融制裁不定期地進行重新評估和更新,根據評估的結果并結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會發表一系列制裁名單。美國的金融機構為了避免來自美國政府的政治壓力和法律風險,在進行交易時都要對自己的交易對手進行OFAC名單的審查,只有當交易對手不在OFAC的名單之內時,才可以與之交易;反之,則必須中止交易。OFAC制裁有三大類。第一類為對特定國家的制裁。上過這份名單的國家及相關主體包括:巴爾干相關,白俄羅斯,布隆迪,中非共和國,古巴,剛果民主共和國相關,伊朗,伊拉克相關,黎巴嫩相關,利比亞,馬格尼茨基(與俄羅斯相關),朝鮮,索馬里,蘇丹和達爾富爾,南蘇丹相關,敘利亞,烏克蘭/俄羅斯相關,委內瑞拉相關,也門相關和津巴布韋。第二類為對特定國家個人的制裁(specially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SDN)。這包括特殊指定個人(如恐怖分子、毒販)或實體。SDN名單上有具體的銀行、實體和船舶的名字,他們不得與美國人或用美元做生意。如果美國金融機構給被制裁的實體轉賬,則其錢款將被凍結到一個獨立賬戶,直到制裁解除。為了精準打擊、避免殃及無辜,美國針對個體的制裁又被稱為“智慧制裁”(smart sanctions)。第三類為基于項目的制裁,如血鉆石、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

目前,美國主要的制裁清單有以下兩大類型:第一類,美國財政部的制裁清單。這又可分為:(1)特別指定國民清單(SDN list),對于該清單上被指定的實體或個人,其在美國境內、嗣后進入美國境內或者被美國人控制的財產都將受到凍結,美國政府禁止美國人或者在美國境內與這些實體或個人進行交易。對于某些被指定的實體或個人,第三國的企業或個人如果與其進行交易,也會受到美國的制裁,包括自身可能被指定為SDN。(2)規避制裁的外國人清單(foreignsanctions evaders list),是指違反、試圖違反、共謀違反或導致違反美國制裁或者為規避制裁的欺騙性交易提供便利的外國實體或個人。美國政府禁止美國人或者在美國境內與這些外國實體或個人進行交易。(3)外國金融機構受聯系賬戶或過款賬戶制裁清單(CAPTA list)。被列入該清單的外國金融機構被禁止在美國銀行開立或維持聯系賬戶或過款賬戶,或者需要遵守嚴格條件。第二類,美國商務部的制裁清單。這又可分為:(1)實體清單(entity list)。如果向被列入該清單的實體出口或轉出口美國管制物項,則需要事先得到美國商務部許可,一般采取推定拒絕許可政策。(2)拒絕人士清單(denied person list),該清單禁止與被拒絕人士進行任何違反拒絕令的交易。(3)未經核實清單(unverified listUVL),即無法完成最終用途核查的最終用戶。被列入未經核實清單的后果包括:向未經核實最終用戶出口或轉出口不能適用許可例外;對于不需要出口許可證的物項也需要提交最終用戶和最終用途聲明。以上各種清單可以通過美國財政部綜合檢索系統查詢。

另外,還要注意美國州層面的制裁法令。州層面的制裁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政府采購合同禁令,即禁止政府及其相關部門與被認定為在伊朗參與了被禁止的活動名單中的企業簽訂公共采購、政府采購類的合同或簽訂此類合同的續期合同;第二類是基金投資限制,即任何屬于州政府或其管轄下的養老金、年金基金的資產均不得投資于被列入制裁名單中的企業。

美國人和美國實體被美國政府制裁的后果輕者被罰款,重者可能被刑事處罰。如果外國實體被納入SDN名單則可能完全失去美國市場和美元業務。世界上主要國際大銀行都有被美國制裁的經歷。例如2014年,法國巴黎銀行因為通過刻意隱藏、刪除敏感信息、逃避金融機構篩查的方式幫助美國制裁對象進行美元交易,而觸犯美國制裁政策,被美國政府處以89億美元創紀錄罰款。

二、在美國法院抗辯美國單邊制裁的法律問題

當事者一旦被美國政府列為制裁對象,可根據情況利用美國國內法院進行“不適用”抗辯。當事者到美國法院訴訟之前要窮盡行政救濟手段。在美國法院訴訟獲勝難度很大,因為制裁涉及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美國法院對挑戰制裁決定的理由所設門檻非常高。從以往的判例看,當事者一般是從違憲(如正當程序)角度來挑戰OFAC的決定。美國法院確立訴訟管轄權時通常要考慮以下因素:是否為美國公民;是否進入了美國領域;是否與美國建立了“實質性的聯系”(substantial connections);在美國有無財產或有無銀行賬戶。

1是美國法院涉及制裁的部分案例一覽表。

1 美國法院涉及制裁的部分案例一覽表

 

三、中國政府應對美國單邊制裁的法律手段

制裁與反制裁實際上是國力的較量。中國政府在不確定的中美經貿摩擦中應防患于未然,將易被制裁的能源等進口渠道多元化,增加吸引外資,形成利益共同體。

除了在必要的情況下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起相關爭端解決外,中國可能更需要從本國立法角度進行有效的法律反制。俄羅斯國家杜馬20185月通過了《俄羅斯聯邦反制裁法》。該法授權俄羅斯政府,針對美國等“不友好國家”采取貨物和服務進出口限制和禁止措施,并禁止美國實體參與俄羅斯境內的私有化交易。中國未必要學俄羅斯專門制定這類反制裁法,但中國在必要時可以從已有法律中尋找相關法律依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7條、第16條、第17條、第26條、第27條、第31條。

中國政府在多種場合表明,不承認美國單邊制裁對中國企業的域外效力。2019723日,針對美國司法部已起訴四名中國公民和丹東鴻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所謂合謀逃避對朝鮮的有關制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反對美方根據國內法對中國實體和個人施以長臂管轄,這個立場是一貫的和明確的。

中國政府在表明外交立場的同時,還需要從立法層面對美國單邊經貿制裁作出一定的反制措施。201922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提出“要加快推進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中國可以考慮相應的法律規定域外適用機制。有學者認為,“適度的國內法域外適用有助于保護本國公民和企業的利益,也是國家影響國際法規則創設的有力工具”。

中國政府也可參考歐盟的做法,出臺針對美國單邊經貿制裁的“阻斷法令”(Blocking Statute)(也翻譯為“阻卻法令”)。阻斷法令是一種國家宣誓司法主權的象征,以歐盟阻斷法令影響力最大。歐盟1996年引入了《關于應對第三國法案域外適用的保護條例》(下稱《阻斷條例》),主要包括:(1)禁止與美國域外制裁措施相關的合規事項;(2)考慮制裁措施產生的效果,不承認司法判決或者行政決定;(3)規定“彌補性”條款,補償相關主體因違反經濟制裁措施遭受的損失;(4)要求匯報與制裁相關的活動。201886日,歐盟重啟阻斷法令以保護在伊朗境內運營的歐盟企業免受美國制裁。歐盟阻斷法令實踐效果可能有限,歐盟企業迫于美國壓力,紛紛中止與伊朗的交易。

中國可視情況參照歐盟成員國推出阻斷法令,提供“阻斷”美國單邊制裁法在中國的效力;必要時,可增加授權遭受損害的中國企業或自然人有權起訴觸發美國制裁法適用的相關公司或自然人(實際上是對“舉報人”構成一定的威懾)。也有學者提出建立單邊制裁報告制度,要求受次級制裁影響的個人和實體及時向中國政府報告外國有域外效力的法對中國的影響情況,以便中國政府及時了解外國法域外適用對中國的影響并能夠迅速采取反制。

根據美國的判例,如果中國公布了相關“阻斷法令”,即中國企業或自然人在“法律上”不得遵從美國的單邊制裁法令否則會受中國法律處罰,則美國法院需要考慮當事人“兩難處境”,可能會根據“國際禮讓原則”或“外國主權強迫原則”而判令美國單邊制裁法令(或其他相關法令)不適用。例如,在美國競爭者告中國維生素C企業在中國價格同盟而觸犯美國反壟斷法即域外適用案中,美國上訴法院就是因中國有“懲罰性規定”存在而采取了“國際禮讓”,不予追究。美國當事者將該案告到了美國最高法院,美國最高法院以外國法查明不僅僅依據外國政府的說明為由,要求發回重審。這并沒有否定“國際禮讓原則”在美國司法中的存在和適用。又如,在美國法院要求中國的幾家銀行在美國的子行提供在中國內地母行的賬戶信息案件中,中國相關當事者也以“中國政府有禁止向外披露信息的法令”即“阻斷法令”規定為由進行了抗辯。2019318日,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豪威爾(Beryl A. Howell)法官在敦促三家中國的銀行依美國檢方要求提供交易記錄的法令中表示,美國哥倫比亞特區檢察長要求上述三家銀行提供的數千萬美元交易的記錄,可能涉及違反美國對朝鮮制裁相關法令、美國反洗錢法和銀行保密法。法庭認為,三家涉案的中國銀行不提供銀行交易記錄將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豪威爾法官認為,銀行提供的關于中國行政和刑事處罰案例或與案情不完全相關,或僅為名義處罰,因此不具備說服力。法官同意,在當前的情況下,中方對這些銀行的處罰可能會“史無前例”地嚴重。盡管銀行提交的中國司法部公函中表示如果銀行擅自配合美方調查,則會受到民事、行政和刑事處罰。但是法官認為信中的警告前后不一致,對本案的細節存在錯誤,并且缺乏銀行可能面臨的明確、具體的處罰。因此,豪威爾法官認為,此類公函“并未表明中國政府會采取有違常理的措施,對其持有相當權益的銀行進行嚴厲處罰”。2019410日,豪威爾法官作出判決,認定三家中國的銀行因未按法院命令提供美國檢方要求的銀行記錄,構成藐視法庭,被判以每日5萬美元的罰款,直到這些銀行履行法院命令為止。2019730日,美國上訴法院維持對中國三家大銀行的判決不變。可見,美國政府部門似乎正在采取措施對中國的金融機構施壓,以便實現美國對朝鮮制裁行動的打擊效果。對于在美國擁有資產或設有分支機構的中國金融機構而言,其更容易受到美國金融監管機構以反洗錢合規為理由對其涉及朝鮮業務的監管審查。該案再次表明,中國需要出臺明確的“阻斷法令”,以便于中國相關企業在美國涉訴時提出必要的抗辯。

此外,中國政府也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針對美國單邊經貿制裁的“清單”模式,制定我國相關的反制清單,以達到一定的威懾作用。2019531日,中國商務部宣布,中國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對基于非商業目的,對中國實體采取封鎖、斷供或其他歧視性措施,對中國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損害,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或潛在威脅的外國法人、其他組織或個人將列入其中。具體而言,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的標準為:(1)該實體是否存在針對中國實體實施封鎖、斷供或其他歧視性措施的行為;(2)該實體行為是否基于非商業目的,違背市場規則和契約精神;(3)該實體行為是否對中國企業或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損害;(4)該實體行為是否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或潛在威脅。

四、中國實體和個人應對美國單邊制裁的法律措施

中國盡管從外交角度,不承認美國單邊經貿制裁法令的域外效力及其“長臂管轄”,但從美國的經濟實力和廣闊市場的現實考慮,中國相關企業和個人仍然要避免被美國制裁法令的“域外適用”及“長臂管轄”。一旦被“長臂管轄”則需要考慮采取適當的法律應對措施。

自此輪中美經貿摩擦以來,已經有多起中國企業和個人被美國相關部門認定違反美國制裁措施而遭罰款。201867日,美國商務部指控中興通訊公司違反針對伊朗的制裁規定,中興通訊公司面臨供應鏈斷裂的危險而被迫接受美國的制裁,支付了14億美元罰金,并更換董事會和管理層,接受美國商務部指派的合規審查員。201881日,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利益為由將44家中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20181029日,美國商務部將福建省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2019515日,美國商務部將中國民營企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及其70家所屬公司列入純進口管制實體清單。2019621日,美國商務部將曙光、Higon、成都海光集成電路、成都海光微電子技術和無錫江南計算技術研究所列入實體清單。2019718日,美國財政部將與伊朗有聯系的和涉及核不擴散問題的4家中國公司列入制裁名單。2019813日,美國商務部把中國最大的國有核電企業中國廣核集團(中廣核)等4家企業(中廣核集團、中國廣核集團有限公司、中廣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和蘇州熱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列入實體清單。截至20198月底,中國已有400多個實體或個人被美國作為制裁對象。

中國實體或個人被美國列為制裁對象后,可采取的法律救濟措施如下。

(一)爭取從制裁名單中去除

為了保證制裁的所謂合理性,美國單邊經貿制裁不是禁止所有的交易往來和資金流轉,而是根據不同的事件,采取不同的制裁方式,往往會有一定程度的例外豁免。例如,美國OFAC會簽發一些許可證,允許與受制裁的國家進行貿易,這些貿易的商品通常是關乎民生的,不會危害國家安全,如食品、體育器械、部分醫療等。

2019411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將50家實體列入未經核實清單,其中37家為中國公司及高校。2019627日,BIS宣布從清單中移除8家中國公司。

中國企業和個人可在專業人士的幫助下,自我判斷認定是否屬于美國制裁法令范圍。例如即使總部設在美國,企業或許可以通過所擁有的海外子公司做業務,使自己的技術被歸類為境外技術。例如,按照現行規定,如果一塊芯片源自美國的技術占比不到25%,那么它就可能不受禁令約束。只有相關技術和商品屬于出于國家安全原因而受到管制的敏感類別,基于源自美國的技術但在海外制造的商品才會受制于實體清單禁令,而使用不那么敏感的美國源技術、在海外生產的商品不受實體清單禁令的限制。在所謂的微量規則下,可以合法地繼續向被制裁對象提供部分產品。根據美國商務部規定,微量規則的門檻為25%

(二)與美國制裁執行部門和解

萬一被美國OFAC盯上并持有一定的證據,中國企業也可積極爭取和解,同OFAC 簽署和解協議。中興通訊公司就是這方面的案例。另外,20181212日,煙臺杰瑞石油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支付2 774 972美元,用以和解該公司因11項明顯違反《伊朗交易和制裁條例》而可能承擔的民事責任。2019327日,史丹利百得公司(Stanley Black & DeckerInc.)就其中國子公司江蘇國強工具有限公司(下稱國強工具)明顯違反《伊朗交易和制裁條例》所產生的潛在民事責任達成和解。史丹利百得公司代表自身和國強工具同意繳納1 869 144美元罰款,就其23次明顯違反《伊朗交易和制裁條例》所產生的潛在民事責任達成和解。

(三)向美國法院提起訴訟抗爭

目前還沒有查到中國企業或個人在美國提起相關訴訟的案例。“孟晚舟案”表面原因是美國對伊朗單邊制裁適用而引起的,目前該案還停留在加拿大是否應該將孟晚舟引渡給美國的階段。根據加拿大法律,如果被指控的行為在加拿大不構成犯罪,則不得引渡即不符合引渡的雙重犯罪原則。美國對孟晚舟的指控如果是基于違反美國對伊朗實施的單邊制裁,則可抗辯加拿大目前并沒有針對伊朗的金融制裁,因此與銀行的相關交易不存在違反加拿大法律的風險,從而不會導致銀行遭受經濟利益損失風險。但美國可能以孟晚舟誤導外國金融機構違反美國單邊金融制裁從而構成欺詐來提出引渡。類似案件可參考United States v. ZarrabReza Zarrab 是土耳其貿易商,被指控從事與制裁對象伊朗的交易,通過美國銀行支付系統而被美國OFAC制裁。美國法院駁回了Zarrab的保釋請求。法院的理由是Zarrab利用美國銀行結算導致美國實體被圈入成為制裁對象。

2019516日,美國商務部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及其70個所屬公司列入美方“實體清單”,禁止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在未經美國政府批準的情況下從美國企業獲得元器件和相關技術;受美國管轄的個人以及所有從事受美國出口管制的商品、軟件和技術交易的公司,被禁止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實體做生意。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已經在美國提起訴訟,指控美國相關部門的做法違憲。

(四)寫好經貿合同免責條款

遭遇美國單邊經貿制裁是否可作為不可抗力而主張合同免責?這在司法實踐中可能存在分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94條第1項把“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作為可以解除合同的條件之一,進而又在第117條第2款中對“不可抗力”作出了具體的解釋:“本法所稱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在合同中,通常將不可抗力事件約定為三類:第一類,由自然原因造成,如洪水、地震、暴風雨等;第二類,由社會原因造成,如暴亂、戰爭等,現新增恐怖主義;第三類,其他原因,可包括政府行為。

中國合同法理論和有關立法沒有排除政府行為作為不可抗力的免責事由。政府禁令或命令有可能被認定為不可抗力,但政府行為并不必然成為合同當事人可以主張的不可抗力,還要考察其是否符合不可抗力的幾個要件。首先,是否為不能預見。政府禁令并非絕對不可預見,而是具有一定的可預見性。當事人如果已經可以合理地預見到某項政府行為將會被作出,就不能援引其作為不可抗力。其次,是否為不能避免、不能克服。作為行政機關發布的貿易禁令,自然人及法人是必須應當遵守的,否則就要承擔相關的行政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61條第1款規定:“進出口屬于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的,或者未經許可擅自進出口屬于限制進出口的貨物的,由海關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處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目前,在國際經貿實踐中,中國當事者應注意單邊經貿制裁可能帶來的影響,因此可嘗試在合同中制定一些專門針對制裁的格式條款以免除自己可能面臨的法律責任,這種條款被稱為“制裁條款”。

美國的單邊制裁還會影響國際貿易中的信用證結算。如果議付行是美國銀行,如果信用證單據中涉及美國制裁名單上的實體,美國銀行就會主動扣留相關單據,聽取美國OFAC的意見,從而導致信用證結算的耽擱。華為事件中某外國的行為就是這種情況。

中國的銀行機構為了避免受美國次級制裁的影響,往往會在信用證開證時提出一些附加規定(即制裁免責),如開出信用證時附加條款規定:“鑒于聯合國、歐盟、美國及其他國家或機構發布實施的制裁條例,我行對于單據的任何延誤或未退還、未付款或其他適用于我行的法律、制裁條例或法院命令規定的作為或不作為予以免責。”關于信用證中的制裁免責條款是否可構成免責理由,仍然有爭議。國際商會采取不支持的態度。

(五)做好國際經貿合規審查工作

中國企業在參與國際經貿活動時要注意國際制裁特別是美國單邊制裁的影響。在簽訂合同及履行合同中,要嚴格審查,保證業務合規,排查敏感國家、地區以及政治敏感人,要建立起自身的“制裁名單”排查體系,做好客戶背景調查,要審查貨物原產地、目的地、制造商及最終用戶等信息。

201952日,美國OFAC制定并發布了《OFAC合規承諾框架》,該框架概括了有效制裁合規計劃應具備的五個基本要素。這五個基本要素分別是:(1)管理層承諾。組織機構需采取自上而下的制裁合規方式建立并培育“合規文化”。在判斷組織機構是否恪守該合規要素時,OFAC指出衡量標準包括組織機構是否任命專門的制裁合規官,以及專門負責實施制裁合規計劃人員的素質和經驗等。(2)風險評估。公司應進行風險評估以識別自身潛在的問題,并針對薄弱環節調整其制裁合規計劃。(3)內部控制。公司應制定相關政策與程序,有效識別、攔截、上報、報告涉嫌違反OFAC制裁的行為,并保留有關記錄。(4)測試與審計。評估現有程序的有效性并識別薄弱環節,對于完善制裁合規計劃至關重要。(5)培訓。公司應定期向員工并視情況向客戶、供應商、業務伙伴和交易對方等利害關系人提供充分的信息和指導。針對以上五個方面的基本要素,中國從事國際經貿活動的企業需要采取一定的合規措施,這也是遇到美國單邊經貿制裁可以抗辯的理由之一。

總而言之,在中美經貿摩擦背景下,中國實體和個人要做好針對美國單邊經貿制裁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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